我国吸引外资还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目前的外资总量已经不低，每年保持5%—8%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智库专家解读一季度经济形势（5）

　　郝红梅

　　2018年一季度，外资流入中国的总量和速度仍保持了一定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水平继续出现积极变化。一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27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按美元计，同比增长2.1%。从产业分布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8%，占比达19.3%。从投资来源地看，主要国家/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亚洲地区仍是我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这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地理位置有较大的关系，但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削弱了我国在中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比重有所下降。

　　从区域分布看，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22.6亿元人民币，占比14%。由于原有投资及产业集聚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整体投资环境较好等原因，东部地区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中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86%，人口占全国的58%，有劳动力、土地成本低的优势，但相对东部来说，中西部的自然条件落后，发展经济的条件比东部地区差，市场经济环境和产业配套能力相对较弱，以资源型产业、重化工业和大型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外商缺乏吸引力。虽然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积极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但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力度还不足以弥补该地区投资环境的原有缺陷。外资能否向中西部转移，关键取决于投入中西部的要素回报率是否能高于东部，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

　　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空间、体制改革效应等重要因素对外商在华投资趋势的影响都是中长期的。总体判断，我国吸引外资还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目前的外资总量已经不低，每年保持5%—8%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利用外资面临新挑战

　　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不断巩固，主要地区经济增长加速，股票市场强劲，国际贸易反弹。全球宏观经济前景的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适度上升提升了跨国公司的盈利水平，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对于我国吸收外资无疑是利好因素。但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只顾自身的利益，推行单边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给国际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

　　主要投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主要力量。发达经济体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从税制改革等方面限制企业对外投资，又通过大幅减税对国际资本产生吸纳效应。新兴经济体为避免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日趋重视科学技术投入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出台优惠政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环节。就跨国公司自身而言，经过1993—1997年，2003—2007年两次扩张高潮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理念发生了变化，从资源和效率寻求型转向市场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战略资源掌控和全球创新能力整合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

　　从国内看，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支撑条件发生变化，经济运行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传统引资要素竞争优势在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一些地区发展困难等突出问题日益增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的担忧，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但在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衰减的同时，也有很多新的优势在提升，一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展观念已经确立，二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已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的重大举措，并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必将为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

　　利用外资步入新阶段

　　我国利用外资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因此，在战略上必须首先对外资经济地位作出新的判断，明确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在吸收外资的政策导向中突出我国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

　　我国吸收外资受世界大环境的制约，必须根据国内国际大局确定我国的外资战略定位和政策调整。一是需要高度关注特朗普新政对我国和全球投资可能产生的冲击。特朗普政府追求“对等开放”等极端措施，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抱有不合理的预期。在美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对外资的安全审查趋紧。同时，一些国家采取新的内向的产业政策，对全球化产生抵触情绪，通过国内法对资源、能源等重点产业的保护措施增多，对跨国并购的监管制度加强。二是需要高度关注周边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政策调整。发达国家推进“再制造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促使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更趋激烈。在外资政策方面，新兴经济体逐渐向高标准的国际规则靠拢，并在具体条款上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制定特殊政策，拓展新的开放领域来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

　　创新利用外资工作思路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大力吸引外资是解决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加快弥补研发、技术、人才等短板的有效途径。当前，外商投资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用外资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微观而言，加强透明度方面的改革，消除隐形壁垒，解除不必要的行业保护，构筑国家安全审查体系是政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一是在完善监管的同时尽快打开行业准入的大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随着国内各领域投资的基本饱和，绿地投资空间缩小，并购投资将成为外商投资主要方式，我国制造业的庞大资产规模也为外资并购提供了良好基础，应配合去产能、调结构、促升级的基本目标放开外资并购。国防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公众利益是敏感领域对外开放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需要拥有专业技术能力和高质量的信息对敏感产业的竞争力作出判断，找到一些科学和明确的分析方法与指标，对现行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再进行科学的评估论证，确定我国产业开放的底线和产业安全指标体系。

　　二是切实改善营商环境，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制度环境。尽快完成新外资法的修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更开放透明规范的外资准入、监管、服务框架；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降低显性门槛后，要减少隐性障碍，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力度，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打造利用外资新平台

　　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制度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完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投资环境。近年来，产业、土地和管理问题削弱了国家级经开区在开放和体制改革方面的先导作用，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面对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新的变化，国家级经开区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开放层面需要加快转型升级和功能提升，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城融合探索和开放合作步伐，拓展引资空间，提升产业配套服务能力。

　　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对照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防控风险为底线，扩大开放领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形成与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在制度环境、投资领域、金融开放、贸易自由化、监管与服务、税赋宽松、法制完善、自然人移动自由等方面形成政策框架和运作模式。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